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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卢鸿材在 2002/08/08 02:12pm 编辑]
6月26日星期三下午,我在约翰. 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做了耳蜗内植,硬件是科来音 (Clarion) 的 Bionic Ear II。主刀的是耳鼻喉科主任约翰. 倪伯科(John Niparko)和他的助手查尔. 林白(Charles Limb)。他们都相当年轻,手术前后都友善地通过专业手语译员(由院方提供)和晓红沟通。
手术用了2.5小时,全身麻醉。一般人在手术后马上苏醒,打道回府。可是我一直昏睡,院方特别通融,让我和晓红在私家房渡宿(住院一晚往往超过一千五百美元)。
早上醒来,头脑是清楚的,手术口也不很痛(连止痛药也没吃),但脑袋天旋地转,站起来上厕所好像醉酒佬一样。
第二天上午出院,需要由晓红驾车。回到蜗居,全身失去平衡,胃口不振,还吐了一场,一直到国庆日(7月4日)才有信心到户外跑跑。但走起路来老是跌跌撞撞,需要吃力地维持平衡。
步进手术室前,倪伯科医生随手在一份表格上写了六种手术后的反应:
imbalance失去平衡
swollen肿胀
loss of appetite失去胃口
vomiting恶心呕吐
fatigue疲倦
dizziness昏眩
并注明”No treatment”(无须治疗),要我签认,事后果然一一应验。始料不及的是,至今距手术超过一个月了,我走路时仍有腾云驾霧的感觉。
7月4日到《聋人行》注册时,我的左侧头发尚未长回,我出外时戴上棒球帽。过了二天,出席开幕礼的晚上,已经可以摘掉帽子了。在《聋人行》期间,如果我和晓红不透露,居然没有人看出我的“秘密”。
围绕头部的白绷带在手术后24小时摘掉,手术后48小时后可以洗头沐浴。有机手术线自我溶解,不必回医院拆除。
7月23、24日是开机日(activation),每次和听力专家珍妮花(Jennifer Yeagle)会见三小时,接受腰掛型语言处理器和耳背磁石(好像旧式助听机),并用电脑把三种语言译码系统程式上载到硬件上。一个星期后,7月31日,再去看听力专家,接受耳背机(好像新式助听机),并上载另一种语言译码系统。下次 Mapping (调整软体音量音色)的日期是9月12日。
人人都想知道:真的恢复听力吗?
答:革命尚未成功。
自从注射链黴素后,我的左耳的听力图是海底捞鱼,一落千丈,损失超过120分贝。(右耳低频损失超过60分贝,高频完全消失。)记得在301医院测试左耳听力时,听力专家把机器开尽也没法使我做出反应,他还以为机器坏了。我的内植是在左耳。
7月31日,我初次戴着微型耳背语言处理器(BTE),听力专家为我做了纯音听力图(pure tone audiogram)。哇!我的左耳居然不费气力地听到 40分贝,由低频到高频,一清二楚。
那条平直的听力线,稍为低于30 分贝线,着实令人兴奋!
我问珍妮花: 有没有人在内植后,听力线位于零度分贝?
答:No, never. 最好的也只能在 20dB.
珍妮花对着我说了三个字:extreme, airplane, baseball。我打开耳机、在读唇和不加提示的情形下,听懂她在说什么,并跟着正确地发音。然后,珍妮花用手掩着咀重复说三个字,我无法读唇,也没有听得一清二楚,但仍然可以毫不犹疑地指出她说的是哪一个字。我也可以请楚听到她在空气中摇晃纸张的声音。
总之,我一边心情兴奋,一边对珍抱怨,我听到的是沙沙声,带有回音,不是清晰的原音。如果珍掩着咀的跟我说这说那,我便完全不能明白她的意思了。
珍说:“这是正常过程。你的大脑隔了一段长时间没有感受到声音,需要一段时间调整补偿,重新认识声音的意义。”
[2002.8.6]
(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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