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声特国产人工耳蜗研发过程披露————王正敏案深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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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24 09:18:01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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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敏院士累了！
    国产人工耳蜗的问世，给很多聋人带来了福音。但眼下，因学生举报被推上“学术造假”的风口浪尖，王正敏院士领衔的科研成果也被指“克隆”。而关于他涉嫌学术行为不端的调查，到目前为止，中科院也没有给出定论。
    连日来，本报出动几路记者 深入调查、多方取证，试图还原所谓人工耳蜗造假和学术不端的真相。
    在学界，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呼声：“将高度专业化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在媒体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种似是而非的证据，形成全民大会般的公审，这并不合适。”“对一项科研成果的鉴定，国家有一些基本的鉴定和审查制度，应该是制度说了算，而不是媒体说了算。”
    我们感慨，良好的学术环境，必须由全社会共同营造并维护。而院士制度改革这样严肃的命题，又岂能随意以一场纷争来开刀。
                                                                                                                                                                                             ——编者

    医生总在解救别人的危机，但过去的大半年，复旦大学王正敏医生遭遇了史无前例的个人危机——由他领衔研制的我国第一个国产人工耳蜗被质疑为“抄袭”国外产品的仿品，并引发一系列针对他学术地位再定性的连锁反应。
    到底是抄袭、克隆、高仿，还是自主研发、吸收消化、集成创新？那只被反复提及的澳大利亚人工耳蜗在第一只国产人工耳蜗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要厘清这起沸沸扬扬的学术风波，绕不开的一个原点性的问题：第一只国产人工耳蜗是如何诞生的。

    1 “天大的谎话”
    “因为王正敏医生的坚持，我们走到一起，如果现在你们说是抄袭，实在太伤害我们当年这批人的情感了。”国产人工耳蜗首创团队成员说。

    如今的王正敏，是著名眼耳喉鼻科专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这名生于1935年的传统知识分子万万没想到，在年近八旬之际，会被自己的学生举报“学术不端”，而“证据”之一即是他为之奋斗30年的心血——第一只国产人工耳蜗，被指为“抄袭”国外产品的仿品。
    “国产人工耳蜗是我多年的梦想，国外产品对我曾有启发，但绝不是克隆。”1月18日是个周六，王正敏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言语缓慢，有些疲惫。他的同事悄悄告诉记者，“老先生最近蛮累的，同样的话对不同的记者其实已经说了好多遍……”
    与王正敏相比，谈及国产人工耳蜗“抄袭说”，当年的首创团队成员情绪更为激烈。
    “我们体外机的做法跟澳大利亚的、美国的、奥地利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全部采用崭新的方法，没有采用他们的器件和模型。讲我们仿制，这是天大的谎话。谁说了我倒想追根究底一下——他知道不知道，知道这种做法的人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媒体没采访过我，就说我是仿制的，这简直是天方夜谭，这样荒唐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周耀华今年74岁，时任复旦大学通信系教授、复旦-德州仪器（TI）联合实验室主任，是当年国产人工耳蜗语音信息处理器（体外机部分）的主要研制者。谈及当年的研发历程，老先生强调国产人工耳蜗与国外产品的差异。
    而对于此前媒体报道将首创团队成员、时任上海市眼耳鼻喉科医院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技师范宝华说“65%用他（国外）的技术，35%用自己的”，作为剽窃国外产品的证据。范宝华直陈，采访原话被断章取义，“我的原意是，当时国家专利法规定，实用新型专利必须25%是国产自主技术，我跟大家说，我们申请专利，就至少要做到35%是自己的，65%是国外的。”
    “老先生这样激动不是没有道理。国产耳蜗是王医生多年的梦想，因为他的坚持，我们这批人走到一起，如果现在你们说是‘抄袭’，实在太伤害我们当年这批人的情感了。”坐在沙发上，吉为民淡淡地对记者说。他是当年上海贝岭微电子有限公司产品工程师、负责首个国产人工耳蜗植入体专用集成电路和工艺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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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意气风发的“海归”

    “我是一个医生，看着病人痛苦，我感觉有使命做些什么。”1982年，从瑞士学成归国的王正敏坚定了研发人工耳蜗的理想。


    吉为民口中的“当年”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他们“创业”的年代。

    其时，上海市眼耳鼻喉科医院（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在眼耳鼻喉科疾病治疗领域已远近闻名，病患纷至沓来。不过，王正敏大多数时候沉浸在失落中。

    “门诊中，1/4的病人是神经性耳聋，病情轻一点的，可以戴助听器；重一点的，我们只能双手一摊，一点办法也没有啊。”王正敏说，那时听到最多的就是家长对他说，“救救我的孩子吧！”

    彼时，我国新生儿耳聋筛查还没有普及，小儿先天性耳聋很多。无药可吃，无计可施，这就是当年的医学状态。中国如此，世界也是如此。

    “我是一个医生，看着病人痛苦，我觉得有使命做些什么。”上世纪70年代末起，王正敏开始寻找解决耳聋的有效方法，国际前沿的人工产生生物电刺激耳蜗的理论进入他的视野。

    1980年左右，美国传出消息：通过电流刺激神经，美国人研发出一款单通道人工耳蜗，并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所谓单通道人工耳蜗，即患者配戴后可以分辨单一频率声音，比如远处驶来的汽车喇叭声、车胎爆裂声、敲门声等。但，要实现语言交流，还不可能。

    这则消息如同给正在黑暗中摸索的王正敏注入一针强心剂，告诉他：研发一种医学替代装置（人工耳蜗），这条路或许行得通。

    1982年，王正敏从瑞士苏黎世大学博士毕业归国，意气风发。接触了瑞士乃至欧洲在生物电刺激治疗耳聋患者的探索，获知美国人在人工耳蜗领域迈出的新脚步，此时的他迫切希望在中国也能获得“零的突破”。

    他在实验室里拼命地做动物试验，尸体解剖，研究单通道人工耳蜗。

    3 沙家浜“闭门会议”

    “走复杂的路”，面对国际上众多研究思路，王正敏团队做出了选择，但他坦言，人工耳蜗研发对于当年的他们如同在迷雾中行走，谁都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随着研究深入，王正敏意识到，要研发人工耳蜗，已大大超越了医生的能力范围。在获得医院支持后，1984年起，王正敏在临床工作之外，开始了外出“游说”。

    如今，人工耳蜗已像一块磁石，令微电子学、生物工程学、材料学、耳临床医学、听力学、声学、软件等多学科紧密围绕在它周围。而对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研发者来说，如何组队，寻找什么样的合作者，无异于盲人摸象。

    起初，王正敏到复旦大学旁听电子工程类课程，并请教求学。慢慢地，他找来了医院里的专家、高校的教授、工程师等。

    1988年夏，为避免外界干扰，这个自发组成的团队来到沙家浜开了一次“闭门会议”。

    那年，天气格外炎热，空调远没有普及，房间里传出两种声音：吊顶风扇吱吱呀呀的旋转声，专家们激烈的争吵声。

    “这完全是个新事物，国外没有成功样品，但思路不少，选择多，干扰也多。”王正敏回忆，对于怎么做人工耳蜗，他们这群来自不同行业的人意见很不统一。

    他们主要遇到三种选择：第一，研发国外已有的单通道人工耳蜗，还是新提出的多通道人工耳蜗？第二，人工耳蜗的体外机和体内机依靠电线插座连接，还是利用新出现的无线射频连接技术？第三，语音信息处理是要沿用模拟信号（比如模拟声波，即贝尔发明早期电话的原理），还是采用方兴未艾的数字信号？彼时，电子计算机（电脑）已经出现。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国外现成的实践，以及十分美好但飘渺无比的新方向。资金有限，人力有限，他们不可能什么路都去试试，得做个决断。

    一行人关在房里整整3天，激烈争执，大汗淋漓，最终达成共识——走复杂的路，研发一款多通道、无线射频连接、数字信号技术的国产人工耳蜗。事后证明，它依然是现在国际上的主流发展方向。

    “如今倒推看，应该做什么决定，一目了然。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决定很难。走现成的路，比如单通道人工耳蜗，研发出来后可能临床效果就是跟此前国外的一样——不理想；走复杂的路，不知道国内工艺水平是不是到那个地步，可能最后什么也做不出来。”王正敏坦言，“当时大家如同在迷雾中行走，谁都不知道会走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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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赠澳洲样机之后

    “澳洲人怎么设计出这块专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就没再动，原封不动还回去了。”吉为民强调，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


    完全自发性质的草创团队，失败是情理之中。

    刚开始，在研发体外机时，为了接近人耳“天然滤波”的功能，他们做了一个有20多个滤波器的体外机，机器足有2公斤重，病人背着太重。

    这次失败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数字技术，开发DSP（数字信息处理器）电路的应用。眼耳鼻喉科医院则成立研发项目组，开始委托上海半导体研究所研制集成电路。

    1985年，美国又传出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同意一款澳大利亚研制的多通道人工耳蜗应用于成年语后聋患者（即在语言功能学习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失聪）。

    这个消息促使王正敏团队加快研发脚步，阅读消化澳大利亚团队公开发表的有关这款人工耳蜗研发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王正敏拿到了“实物”，他获赠了那款澳大利亚人工耳蜗（科利尔公司研制）。也正是它，如今被指为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的“克隆”对象，引起轩然大波。

    吉为民并不接受这一指摘。“我们拆开样机后发现，里面有一块芯片——这印证了我们此前认定的刺激器研究方向，但问题是，这是一块专用芯片。”

    吉为民解释，类似于私人定制服装和大众通用品牌服装的区别，所谓“专用芯片”，即是由专用集成电路的方法制作，并非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通用芯片”。

    “澳洲人怎么设计出这块专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就没再动，原封不动还回去了。”吉为民称，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

    对于“不破拆芯片”，王正敏的解释是，既然不清楚专用芯片是怎么设计的，至少，一旦我国自主设计出样机后，可以与之比较“表现”，以验证我们的设计方向是否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半导体研究所首先攻关芯片。历时三年，最终没做成。团队后来发现，这块电路已大大超越了这个单位当时的能力。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洪志良教授也加入芯片研发。1993年，采用全定制和半定制相结合的方法，他设计出一种多通道电子耳蜗接受刺激器专用芯片。1994年8月的《电子学报》，记载着这个科研成果的论文《多道电子耳蜗接收刺激器专用集成电路》。这是一项申请到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资助的课题。

    遗憾的是，在系统实验阶段，洪志良教授的芯片与临床要求还有差距。

    “第一阶段研发是以没有得到满意结果而失败告终的，但以洪志良教授完成的芯片为代表，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得出几点结论：第一，自主设计，是可以的；第二，只要将来遇到合适的工艺，这条路才可以走。”吉为民告诉记者。

    1995年起，这个团队进入第二阶段研发。团队骨干成员范宝华联系到安徽的一家涉秘军工设计单位。后者明确表示“不用任何参考样品”，可以根据甲方要求，自主设计、研发、生产。

    又三年，这个单位利用铝栅工艺，全定制技术，研制出了芯片样品。它解决了洪志良教授此前遇到的技术问题，但却无法使人工耳蜗在高电压下工作，这个阶段的研究又失败了。1997年，这个多通道人工耳蜗申请到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但与临床要求依然有差距。

    “我们反复地研究工艺突破，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吉为民并不讳言失败，但他向记者强调，第二阶段起，就没有再参考过科利尔的样品，“虽然设计还是同样的铝栅工艺，设计方法是不一样的。”

    5 回归上海“团队大协作”

    很难想象，一个医生，经过30年，前前后后成功召集十多家合作单位。他们跨界之大，即便现在，恐怕也难以将这些单位凑齐。


    由于在安徽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1998年，王正敏团队回归上海，并见证着团队进一步壮大。除了此前加入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贝岭微电子制作公司等，新成员自发加盟，比如上海新茂半导体公司（前身是国家和加拿大北电合作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基地）、上海德胜电子设计公司、信息产业部58研究所等。

    很难想象，一个医生，经过近30年，前前后后成功召集起十多家合作单位。他们跨界之大，即便现在，恐怕也难以将这些单位凑齐。比如，早期研制团队中曾有上海老凤祥公司的身影。王正敏告诉记者，综合考虑植入人体材料安全性、有效性等问题，国产人工耳蜗的电极最初选择了白金材料，而植入人体的电极线得比头发丝还细，白金拉丝工艺就拜托老凤祥完成。

    “我们的研发过程就是知道谁有什么本事，就找上门，拉他们入伙。”揣着这份激情，吉为民和团队成员敲开过交大的大门，因为它有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一套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具；找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电极外层涂料需要超薄，且绝缘，以材料研究见长的华理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自发组建的科研团队，经费有限。大部分情况下，伸出援手者是被王正敏团队的激情打动，加工单位仅收取成本费，老专家则是在业余时间来义务帮忙。

    时任上海市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唐根贤对团队的激情至今难忘，“我是1988年接触到眼耳鼻喉科医院申报的电子耳蜗项目，是老范（范宝华）给我介绍了王正敏，说他当初在国外学习时，把国家给的经费省吃俭用，不买自己的东西，全买科研材料。这一点对我冲击很大，我想，在那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医生，领导这样一个班子，有这么一个好的项目，只要政府给予一定帮助，假以时日一定会有突破。”唐根贤当时同意立项，项目资金不多，给了27万。

    “当年我们很怪，不谈回报，大家就希望搞成我们自己的人工耳蜗，来解救那些听力障碍者的痛苦。”吉为民说，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自力更生，社会大协作精神”。

    这种“不散伙”的状态一路走到了2000年，彼时，在国内工艺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吉为民和专家们投入工艺的重新开发。

    与此同时，体外机（语音处理器）的研制也在推进中。时任复旦大学通信系教授周耀华是这项工作的牵头人。

    “2000年，我们邀请周老师来做体外机，我们问他是不是需要看科利尔的体外机，他挥挥手说，我看也不要看，我弄得肯定比他们好。”吉为民对周耀华的自信印象深刻。

    “我们的人工耳蜗绝不是仿制的，我们是经过精心制造，跟外国人完全不一样。”周耀华解释，国外（包括科利尔的样机）体外机采用的是集成电路，用滤波分频，而他当年采用的是一百兆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

    至此，团队开始了第三阶段攻关——将体外机和体内机合成。大量动物实验，反复调整电流刺激参数后，他们最终达到了国外的性能指标。

    2003年，第一套国产人工耳蜗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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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科学需要一些耐心和决心

    天方夜谭的科研，有时需要一些掌声和鼓励，或许20年后，遐想会成真。


    吉为民坦言，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相当于国外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超越80年代的样机，我们所积累的模型、原理已可以满足设计国际主流人工耳蜗的要求。

    2004年，国产人工耳蜗成功实现技术转让，海药集团为此特别组建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就在国产人工耳蜗走上产业化道路后，国外产品应声降价。此前，进口人工耳蜗在20万左右，有了同档次国产人工耳蜗后，它打折销售只有11、12万。

    “国产人工耳蜗上市后产生了两大效应，第一，常规使用的产品降价近一半；第二，中国聋儿又得到了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过去你中国没产品，我给你一个普通的就行了。将来，我们产出更先进的人工耳蜗，新一代进口人工耳蜗也会降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教授李华伟说。

    不止是“降价潮”，由于进口人工耳蜗是按西语系研发，音调涉及少，根据中国语特征（四声声调）研发的国产人工耳蜗言语处理系统，引起了国外研发者的注意，被认为可能是破解人工耳蜗对音调辨识难的新路径。

    在上海眼耳鼻喉科医院，这也正是人工耳蜗团队研发的新方向之一。

    尽管已退居二线，但王正敏依然关注着人工耳蜗的前沿研究方向，对此如数家珍，“电流驾驶”、“光学耳蜗”、“全植入耳蜗”……说起这些新名词，白发苍苍的老人两眼放光。

    “有人认为这些都是天方夜谭，是不务实的研究，但一说起这些，我就想到80年代的我。当时，我们也没想到今天人工耳蜗会这样普及，会成为重度聋患者至今唯一的治疗手段。或许20年后，这些遐想也会成真。有时候，科学需要一些耐心和决心。”搞了一辈子人工耳蜗研制，王正敏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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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两年，对于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王正敏院士和王宇澄医生来说，都是格外艰难的两年。

    从2012年2月王宇澄正式向复旦大学举报王正敏开始，这对往日的师徒就已形同陌路。

    在这两年之中，王宇澄一年的普通门诊量下降为146例，只相当于医院普通医生两天的门诊量。而王正敏院士不得不将原先用于临床、教学和科研的时间，耗费在一轮又一轮的调查中，以自证清白。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根据三轮调查，对于王宇澄的举报给出了一个结论，并于2013年9月9日在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的网页上公布。但对于这一结论，王宇澄很不满意，他期待中科院能够“变身”为学术界的“最高法院”，对王正敏进行终极审判。而王正敏院士也不太满意，他认为不应该以“今日之非”判定“昨日之是”。

    据了解，中科院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而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也正在对学术规范委员会的报告进行最终认定。“王宇澄举报王正敏院士所列出的‘罪证’，与其说是王正敏院士的过错，还不如说，因为王正敏的院士头衔，终于使得中国整个学术界不得不直面学术问题的‘历史原罪’。”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这样告诉记者。


    王正敏院士认为王宇澄应该离开秘书岗位养养业务，而王宇澄认为王正敏应该给他更多的资源。在王宇澄同事眼里，如果王正敏同意王宇澄的条件，那么几乎学科里所有的资源都由王宇澄一人享有了。


    据了解，王正敏从1999年开始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连续三次都没能当选。2005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为了帮王正敏成功申请到院士，王宇澄认为自己出力不少。其父称：“申报院士材料准备的紧张阶段，王宇澄在工作中晕倒导致左门牙跌断，下唇被洞穿，缝了三针。”事实上，王宇澄最初网上举报王正敏时，举报信的落款都是“王惠”。同时，王宇澄通过亲属还帮助王正敏寻找到了刘新垣、戚正武两位院士推荐人。

    2005年12月，中科院院士增选名单公布，王正敏成为中国耳鼻喉科学界唯一的院士。

    此后，师生二人的关系陡转直下。王正敏在接受采访时称：“我大概在2005年底到2006年和他说，我的秘书都是做杂事的，都是临时工，让他不要再做我的秘书，好去提高业务。那时候就不让他做我的秘书了，但是中科院的学术秘书还是登记了他的名字。”事实上，曾经担任过王正敏秘书的多位医生，都在任职两到三年后离开去发展业务，王宇澄前任的秘书中就有陈兵、戴春富等。

    在复旦大学附属眼耳喉鼻科医院官方介绍中，陈兵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副主任、教授、听觉言语疾病三级学科带头人之一，戴春富2006被评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曾担任“美国耳鼻咽喉科学研究学会”（ARO）国际执委，他作为教授承担多项重大课题。

    但是，王宇澄此后在职称评定、业务发展上接连受挫，他认为这是王正敏故意为难他，成功申请院士后一脚踢开了自己。此后在媒体中多次提到的《我的爱徒王宇澄培养计划》，在2009年10月也被王正敏拒绝。

    在《培养计划》中记者看到：“将王宇澄列入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科及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重点人才培养计划；考察半年后升任耳鼻喉科副主任；尽快成为上海医学会耳鼻喉分会青年委员；王宇澄和陈兵、戴春富、吴海涛等是同龄人，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毫不逊色……故从现在起担任上海市听觉医学中心临床及语训部负责人；成为王正敏‘名师带徒’的新人；经过2—3年将王宇澄培养为学科带头人；王宇澄担任听觉医学临床中心第一副主任，主任为王正敏教授；参照院士终身制为王宇澄设立终身秘书制；以后所有机会首先考虑王宇澄……”

    计划书中的上海市听觉医学临床中心主任正是王正敏。培养计划被拒，使得王宇澄更加认为王正敏对自己不公正，是利用了他。从2010年开始，王宇澄开始网上举报王正敏。

    关于王正敏学术不端的举报，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历经近两年的三轮调查，委员们多次开会讨论、投票，最终确认王正敏没有学术不端，但属于学术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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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校学术规范委员会2012年1月左右就在网上看到了王正敏院士涉嫌造假的举报信。”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主任周鲁卫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称，委员会的成员们曾经非正式地讨论过。随后，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在2月27日接到王宇澄的举报信。
    举报信中涉及几个问题：王正敏在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是假的；一稿多投、一图多用；把非研究性文章列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论著目录附件材料》；3月初，又补充举报王正敏1989年出版的《耳显微外科》和1994年出版的《颅底显微外科学》中有100多幅耳部手术的手绘图，与他的导师UgoFisch的两本专著有大量图片相同。但并未注明图片来源，书中参考文献里也没有提到UgoFisch教授的专著。

    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从2012年2月27日开始对王正敏涉嫌论文、学位和申报材料造假的问题开始调查。

    “来的人除了一个我认识，别的都不认识。他们态度很严肃，一开始就告诫我，要实事求是，要对自己说的每句话负责任。我感觉有种被‘双规’的味道，我按照要求提供了大量材料。”这是王正敏第一次被谈话时的感受。

    按照王正敏的解释，他在书中部分图片中注明作者是UgoFisch，“有些图片本来就是配Fisch的手术内容，当时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写一次了。而且我在书中已经13次提到了Fisch的名字，每种手术都提到。”

    况且Fisch还为王正敏写了序，对他引进自己的手术感到非常高兴。Fisch教授写道：“在本书中仔细并细心地用图解描述了手术过程，从而促进了读者了解并选用恰当的方法解决困难的外科手术问题。”此外，他还曾公开评价王正敏院士及其专著《耳显微外科》“在中国耳科学领域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关于一稿多投的举报，因为王正敏参与署名的文章最晚发表于2005年，而中华医学会2007年才出台规定，明确凡在中华医学会下属期刊刊登的文章，在中国境内不得再刊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一举报并不成立。

    至于申报材料造假，记者查阅《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其中第11条规定：“被院士推荐人附件材料包括：……附件3为“被推荐人基本情况表”中列出的10篇（册）以内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研究技术报告、重要学术会议邀请报告的全文；附件4为主要论著目录；附件5为重要引用和评价情况相关内容的复印件（注明出处，应为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和著作的引用和评价）……”

    “我的理解是，凡有署名的公开发表文章均须列入论著目录，我也希望中科院能够更全面地了解我在科研、教学、临床经验总结等方面的工作成绩，因此将57篇非研究论文，其中包括科普文章、医学教育类文章也一并登记在附件材料中，文章也都注明了不是科研论文。我想让评审人知道，我不只关注科研，也关注教学和临床经验总结，培养医学生和青年医生是更大的责任”，王正敏接受记者采访时多次澄清。

    而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认为，把非研究论文篇目列入论著目录但未加以说明，这在学术上是不严谨的，应向中科院做出补充说明。
    周鲁卫说：“他应该将论文与非论文分成两个附录。但文章本身并未造假。”

    2013年7月上旬，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医学部召开专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委员们一致认为与举报相关的三本学术专著插图内容“不属于抄袭”。

    7月中旬，学术委员会还聘请了三名在沪院士作为校外专家对王正敏著作是否涉嫌抄袭进行鉴定。专家意见为：“在上述三本著作中，未能逐图标注原图出处和参考文献，说明作者王正敏教授和相关出版社在出版规范上还不够规范，应予指出。但不能认为这属于学术剽窃。”

    7月下旬，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派人到上海了解情况。

    2013年10月，王正敏向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作书面说明。
    “我欢迎王正敏用自己的方式使用我的图片。我不会回复任何中国媒体。但如果复旦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开展调查，那么我将一定支持王正敏。”王正敏的导师Fisch在得知发生在中国的这场学术纷争后这样表示。


    据了解，在王宇澄举报王正敏后不久，Fisch就收到了不少国内媒体的邮件，向他求证王正敏使用他的图片是否得到他的认可，也有要求他发表看法的。眼耳鼻喉科的知情人士表示，Fisch曾在邮件中表示不会回复，因为“不愿意卷入这样的纷争，而这正是王宇澄试图在做的”。记者从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了解到，Fisch教授已经给王正敏去信明确表态，“欢迎你用自己的方式使用我的图片”，并将在复旦大学和中科院的调查中给予王正敏“坚定的支持”。

    关于三部专著中插图与王正敏导师、苏黎世大学教授Fisch专著的图片高度相似，一位医学界的学者告诉记者：“在医学学科中如以线条图描绘人体解剖及外科手术图解一般均大同小异，王正敏根据国外原著重新描画，这是当时国内其他主要著作采用的通常做法，当年出版社也习惯这种做法，对其学术不规范的认定必须慎重考虑我国著作权保护逐步完善的历史背景。同时，王正敏院士在序言和正文章节引言部分已多次说明插图出处，而且在自己论著中只列参考文献，未在书中引用他人作品处注明原作者名字，也是医学论著中较为常用的表达方式之一。”

    即便是得到Fisch的支持，学术规范委员会仍然投票认定王正敏存在学术不规范行为，对此，周鲁卫解释称：“我们也经过了几轮讨论，最后认为，即使作者已经认可了，按照规范的做法，图片的使用仍需取得原书出版社的书面同意。”不过他也坦陈，现在中国完全这样做的不多，更不要说在1989年了，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甚至连著作权法都没有诞生。

    从2012年2月到2013年9月，漫长的调查曾经使不少人质疑调查过程是否公正。
    周鲁卫教授解释，很多材料都是几十年前的，要认定非常困难。“其中耗时最长、最复杂的调查，是关于王正敏学位真假的调查。”周鲁卫教授告诉记者，2012年6月底调查报告完成后，王宇澄称，报告回避了学历造假问题。学术委员会认可了王宇澄的说法，启动第三轮调查。

    王宇澄提出，王正敏1979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只是临床的专科培训。他提供了由苏黎世大学校长和医学院院长共同签名授予王正敏医学博士的德文证书复印件，以及由苏黎世大学医学院院长翻译的该证书英文复印件，在英文复印件上写明“发给医学博士学衔 （issuethe title of a doctor of medicine）”。而在UgoFis c h为《颅底显微外科》的中文版序中也说王正敏“获得苏黎世大学1982届博士学衔”，即“titleof doctor”，而非 “degree of doctor”，所以王正敏以学衔假冒学位，是学历造假。

    王正敏认为，他在1980年6月至1982年6月，由国家派遣作为交换留学生在瑞士苏黎世大学附属苏黎世州立医院耳鼻喉科学习，完成医学博士论文，通过论文答辩，而被授予苏黎世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此前，他为此事给导师Fisch写信，导师回信称，同意王正敏在自己的姓名后加上“MD”，即医学博士。
    但30多年前的学位现在很难确认。学术规范委员会多次调查后，在2013年1月发现一位和王正敏同样情况的人。这位学者留学前也是上海医院里的高年资医生。2001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通过两年学习获得了和王正敏一样的证书。但他回国后第一时间就前往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中心认证他的学位为博士学位。服务中心提供了这位学者在当时认证的档案。

    事实上，王正敏的证书也在2013年获得了国家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证明他获得了瑞士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认证书称：“王正敏1980年6月至1982年5月在瑞士苏黎世大学（Universitaet Zuerich）从事眼鼻咽喉科学专业研究，向大学提交学位论文，并通过考核与审查，于1982年5月获得该校颁发的医学（论文）博士学位证书”、“经核查，苏黎世大学系瑞士正规高等学校。王正敏所获博士学位证书表明其具有相应的学历，经查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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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学术规范重建来解决

    王宇澄和王正敏的纷争，更多地使中国学术界面对了学术规范的历史遗留问题。“国内应该尽快建立起严格的学术规范，认真梳理学术发展的历史，对于哪些问题是该历史对待，哪些问题是必须严格查处，必须有一个界定，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成熟社会应该有一套成熟的学术评判机制。这类高度专业化研究领域的问题不断在媒体上以泛道德的眼光翻炒各种似是而非的证据，形成全民大会般的公审，并不合适。”一位医学界的著名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法律的缺失导致学术规范不够严格
    据一位法学界的教授介绍，严格从法律意义上来说，王宇澄举报的关于王正敏出版的书中图片侵权并不成立。因为我国是1992年加入世界版权公约，而我们国家第一部著作权法在1990年9月出台，1991年6月开始实施。最新的著作权法2001年出台。但王正敏院士被举报抄袭的那本《耳显微外科》出版时间是1989年，“在此前，学术界和法律界对于著作权和知识版权的认识以及界定，和现在有一些不同之处。”
    至于复旦大学的学术规范，直到2004年才第一次正式出台。据耳鼻咽喉科医院的一位医生称，王正敏的三本专著作者的标注都不一样，从某种程度上也显示了过去30年来学术规范的不断成熟——第一本《耳显微外科》，标注是“王正敏编著”，第二本《颅底外科学》写的是王正敏主编，而第三本《王正敏耳显微外科学》才是写的王正敏著。“这说明了学术规范建设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个过程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如果纯粹是学术举报，那么这样的案例其实是有助于学术进步的。”
    “其实大学很多理工科院系资料室里的资料过去完全是翻印过来的，按照现在的著作权法来看，都是违法的。”某985高校电子工程系的一位教授告诉记者。
    “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整个学术界面临的是重建，当时整个学术重建的需求之迫切使得学术规范之类的问题都来不及进入学界的视野”，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说：“就像一个饥饿了太久的人，只要先填饱肚子，至于食物是不是健康，烧的方式是不是符合营养学标准，根本还来不及讨论。国内的学术界与国外学术界的发展几乎有百余年的差距。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能力、研究范式都尚未进入现代社会，如果以现在国际通行的学术标准来考察当时的研究成果，很多都是经不起考验的，其中既有学理上的错误，也有学术规范的不当甚至是严重错误。”
    学术规范是从根本上保障学术继承和学术创新的实质规范问题。但即便是现在，国内的学术规范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研究者长期以来没有对所引资料做注释的习惯,因此注释五花八门,要么该注不注,要么是一些研究者把一些不适合公开标注的信息列入到注释中去了。
    现在关于学术规范只能算是国内学术界在某些方面基本达成了一致——凡是学术研究成果，一定要交待前人研究的情况和自己研究的新意所在；一定要对文内直接或间接引文进行注释说明。这位学者告诉记者：“虽然还不够，但是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学术不规范和学术不端应有严格界定
    其实学术不端和学术规范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很多时候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此次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内部也进行过几次争论才达成一致。
    据复旦大学介绍，该校在2004年前后出台了学术规范的要求，当时对学术规范的定义有8点，但把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不规范的行为混为一谈了。2008年、2009年、2010年、2012年陆续修改。
    2012年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委员会一共处理了16个学术规范举报，2013年处理了12起学术规范案件。
    现在学术委员会认为，学术不端应该涉及两点，“抄袭、剽窃、侵吞他人学术成果”和“伪造、篡改数据、图片和文献，或者捏造事实”。按照2012年人社部的《事业单位公务人员处分暂行规定》来确定学术不端行为。
    去年10月15日，校学术委员会通过《复旦大学学术规范》，今年1月6日，校长办公会议正式批准《复旦大学学术规范实施条例》。
    关乎学术标准的判定问题，不少学者认为，这应交由学术界自身以及各个不同研究领域的专业者。“国际上许多科学领域的是非，几十年官司打下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结果，怎么可以就用几天到几个月时间，由外行判断来加以审判？”
    王正敏的论文出现这样的情况，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虽然有不规范不当之处，但不至于上升到学术道德层面。科学研究包括学术规范都有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给科研的进步充裕时间，不应以今日的学术规范要求去审视当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院院长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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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尊严，需要公正的审查机制来“守护”   

    ·关注王正敏案·
    王正敏被学生举报一事广受关注，除了其本身的院士头衔外，这桩学术公案牵扯着一系列极为敏感但又吊人胃口的话题：
    其一、国产人工耳蜗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在法律上，这些专利能否成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证据？仿制、山寨与“二次创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在法律上说得清、理得明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诸多高新科技领域，我国的科研人员要实现快速赶超，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二次创新”一度被认为是捷径。但随着国内学术规范日趋严谨、知识产权意识不断提高，科研人员在参与技术集成创新、二次创新的同时如何规避“学术失范”的风险，值得关注。
    其二、近10年来，国内学术圈里频频出现学术举报。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是：在权威机构公布调查结果前，媒体调查、舆论压力已经先入为主地袭来。对举报双方尤其是被举报者来说，这是否有失公正？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树立学术诚信，离不开制度建设。引入并完善第三方调查，是学界的期待。
    获得专利，是否意味着对科研成果“原创性”的锁定？
    时隔20多年后，几位当年参与国产人工耳蜗研发的科研技术人员又聚在一起。古稀之年，回首往事，曾让他们引以为傲的国产人工耳蜗，眼下却到了需要洗脱“克隆”嫌疑的时候。
    根据王正敏团队研发人员回忆，人工耳蜗技术原理1965年时就已发表在国外期刊上。1984年，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研发的人工耳蜗获批进入临床植入。而我国正式立项攻关人工耳蜗技术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
    1989年，王正敏所在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开始摸索、研究多道程控人工耳蜗，直到2004年，其领衔的团队才做成第一个数字人工耳蜗。其后，这一技术被转让于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走上产业化道路。
    记者从复旦大学获悉，王正敏团队通过研发人工耳蜗，迄今获得了8项国家专利，另有7项已完成申报。
    那么，王正敏团队和上海力声特公司手中握有的多项国家专利，能成为国产耳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铁证吗？


    【记者调查】
    技术转让后，王正敏仍参与国产人工耳蜗研发
    人工耳蜗是一项集耳临床医学、声学、听力学、微电子学、材料学、生物工程学、微加工技术等多位一体的系统技术，前前后后的研发超过20年。
    王正敏领衔的科研团队从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的多道程控人工耳蜗的研究后，1997年，这个团队研发的“多道程控人工耳蜗”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相关资料显示，当时的专利申报人包括王正敏、范宝华等4人，申报专利权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即现在的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
    不过，由于耳蜗研发是一项多学科的集成项目，不少核心领域非医院擅长，一些重要的技术攻关被“外包”给其他单位。
    今年78岁的范宝华，时任卫生部听觉医学重点实验室技师，王正敏研发团队成员。他承认，在启动研发的初期，团队弄到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的人工耳蜗教学样机，仅在第一阶段参考国外文献对比了样机的结构。澳大利亚科利尔公司研发的人工耳蜗，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的多通道耳蜗装置。
    正是因为当时参考过澳大利亚的人工耳蜗样机，王正敏团队才受到“克隆”的指控。
    对此，王正敏本人的解释是，当时得到并打开澳大利亚的样机后，里面所有的数据全部都消失了。“所谓里面的装置，基本上也只是一个几何图形，并不能明确地看到线路图。……就像看到一辆汽车，我们能看到它的外形，却无法了解里面的机器运作情况。”
    作为事件的亲历人，范宝华说，当1996年科研团队开始申请实用新型专利时，国产人工耳蜗是基于当时的兵器工业部214研究所开发的线路板做的，已基本上达到了国内自主研发。“这个东西从功能性讲还是不错的，但刺激效果不行。”受制于生产工艺的局限，此后，技术攻关又持续了数年，合作单位也在更换。直到2004年，人工耳蜗才完成研发，随后签署了技术转让合同，转让给上海力声特医学科技有限公司。
    此后，上海力声特公司对国产人工耳蜗进行不断设计和完善，在此过程中获得了5项国家发明专利，10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外观设计专利。
    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时发现，包括人工耳蜗电极极阵联测试装置、人工耳蜗中电极环与铂铱丝激光焊接方法等5项发明专利的获得时间均在2007年后，其时，国产人工耳蜗技术已经完成转让，但发明人一栏中，仍有王正敏的名字。
    王正敏的解释是，人工耳蜗的知识产权是医院的，他是职务发明人。因此当医院把知识产权转让给了力声特公司，研发团队“为了支援项目上马，带去了工程人员，在临床验证阶段也继续协助他们的工作”，主要的考虑是“把这个产品做成我们自己民族的产品，我也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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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专利”】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绝没有“低于国际标准”一说
    在高仿国外人工耳蜗的“指控”面前，王正敏团队和上海力声特公司所持有的专利能否成为为其洗白的有力证据？
    法律专家解释，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专利，固然有助于推动科技成果产业化。但科技成果和专利之间既有联系也有区别。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教授王迁介绍，根据我国的专利法，专利具体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和科技成果相关的专利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一般而言，授予发明专利的技术“含金量”要比实用新型高得多。只有体现了显著技术进步的技术方案，方可获发明专利。
    “获得专利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技术是100%原创，也可以是在既有技术上作出的改进。”王迁说，爱迪生获得电灯专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在爱迪生之前，电灯泡已经出现了，而爱迪生的重大贡献正是对灯丝作出了技术改进，从而获得专利。所以，原始发明和改进发明都可以获得专利。
    专利法不仅认可科研技术的“二次创新”，而且在给予发明专利时，一般对申请的技术方案的“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作出严格审查。
    “需要指出的是，很多人会有一种错误的观念，直接把专利等同于科技成果。实际上，对一项技术的原创性和科学性作出鉴定，和专利局的审查是两码事。”同济大学法学院院长单晓光指出，一项技术申请专利保护，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后续的科技成果转化和商业开发。从这个层面讲，一些技术改良或改进方案，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同样可以获得专利。
    相比法律的条条框框，具体的案例更容易让人理解。比如，国外的A公司先期发明一项技术、在国外发表论文并申请专利保护。如果A在中国获得专利授权，此时，中国的B公司研发的同样技术将无法获得专利。如果B在A的基础上作出技术改良、改进，那么B申请专利时，涉及到运用A公司的技术时，须获得A的许可。当然，如果A公司的技术专利到期或在中国未获授权，此时，B完全可以在国内申请专利。
    单晓光和王迁都强调一点，由于中国2001年加入WTO组织，而入世就意味着必须遵守TRIPS协议，所以在对知识产权保护上绝不存在“低于国际标准”一说。

    【学界忧思】
    科研成果鉴定，媒体过度介入“不恰当”
    截至记者发稿，中科院尚未对王正敏团队的国产人工耳蜗技术成果作出最终鉴定。不过，有业内人士预测，依据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国产人工耳蜗应该不存在“克隆”国外同类产品或“高仿”、“山寨”一说，否则，外国公司早就可以诉诸法律途径。
    2001年，澳大利亚副总领事代表澳大利亚政府向王正敏颁发奖状和水晶奖牌，感谢他与澳大利亚合作在中国成功开展人工耳蜗植入。奖状称王正敏是“聋残者心声大使”。
    由王正敏领衔的《人工耳蜗基础研究、研制和临床应用》项目获得2010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在病理生理机制、国产人工耳蜗制作、手术技能以及听觉语言等多领域的独创性工作，是该项目摘获本市科技大奖的重要原因。比如，国产人工耳蜗具有独特的言语处理和编码策略，语音信号的提取适合汉语语调特征。再如，该项目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耳显微外科训练基地，建立国内第一部人工耳蜗工作规范。
    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闻玉梅指出，除了获得各种奖项和专利外，国产人工耳蜗的成果不容置疑，更重要的一个证明是它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2011年，国产REZ-I型人工耳蜗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国内第一个人工耳蜗产品注册证书。闻玉梅指出一点：对一项科研成果的鉴定，国家有一些基本的鉴定和审查制度，应该是制度说了算，而不是媒体说了算。
    在记者就国产人工耳蜗涉嫌“克隆”国外耳蜗一事采访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科院院士直言，由于他本人对于人工耳蜗技术不了解，不便多作评论，但就目前披露的信息，“部分媒体的过度介入显然是不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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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未明，舆论压力已至 维护学术氛围亟需制度发力    最近几年的两院院士增选，比起新当选的院士，让人印象更深刻的恐怕是那些恰逢在增选年被曝光学术造假、惹上学术是非的院士以及院士候选人。不得不说，这是国内学术界的一大畸象。
    撇开举报人的动机，无论是有资格申报院士的知名学者还是两院院士，位列学术金字塔顶端的科研精英一旦涉及学术不端指控或学术腐败，科研机构的学术审查机制能否自动激活并有效运作——可以说，公众对于学术公案的兴趣，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学术审查监督体系本身的关注。
    学术审查要“结果正确”也要公信力
    2013年11月8日，王正敏院士昔日的学生、助手王宇澄在北京向中科院递交举报材料，内容涉及论文数目造假、专著抄袭以及临床试验造假等多个方面，并指控王正敏利用不规范的专著、论文获得院士头衔。
    复旦大学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证实，早在2012年2月，王宇澄已经开始对王正敏相关问题的举报，比如举报王正敏涉嫌“博士学位造假”以及“一稿两投”等问题。
    对此，该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作了多次深入调查，并于2013年8月19日对社会公布了《关于举报我校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王正敏院士涉嫌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
    据校方了解，在11月8日之前，王宇澄已向中科院举报，而学校在收到中科院学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要求核实对王正敏院士有关举报内容的要求后，于2013年9月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回函中科院。针对王宇澄最近的一次举报，复旦又启动了复查程序。
    接到针对校内学者的举报，校学术委员会随即启动调查——虽然复旦方面态度积极，公开了相关调查报道，但记者在采访时，仍听到来自学界的不同的声音和见解。
    “有名的学者包括两院院士，通常会助长学校的威望，还可能为学校拉来一些项目。而一旦名家涉嫌学术腐败事件，名誉扫地，学校声誉也会受到影响。”一位沪上学者认为，王正敏院士和复旦校方的关系可视作利益相关方，因此，尽管复旦启动数次学术审查，也聘请了校外专家，但“毕竟是自家人查自家人，哪怕学校最后的审查结果是正确的，公信力还是缺了点。”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终身教授、地质学家嵇少丞也持类似看法。他认为，中科院作为最具权威性的学术团体，必然具有独立、公正组织调查的能力与资源。所以，中科院应独立组织调查，“因为如果院士所在单位搞包庇，最后背黑锅还是中科院。”


    调查结果公布前，举报双方都该受保护
    维护学术尊严，需要提升学术审查机构的公信力。不少学者都建议，学术反腐需要健全的制度，国内高校应尽快和国际接轨，引入第三方调查机制，开展独立调查。
    在美国，大学若受到针对某校内学者的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后,校方会遴选中立的第三方,启动调查程序。学校只是出面组织调查委员会，但对调查结果无权干涉。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整个调查过程是在保密状态中进行，避免参与调查的人员遭遇各种阻力——这是独立调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调查中，举报人和被举报人都有申诉的权利。另一方面，美国在国家层面也设有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机构。美国公众与卫生服务部下设有研究诚信办公室，按照美国法律，所有获得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的单位，一旦受到有关学术不端的举报，有法定义务进行调查处理。
    对比国内，近年来不少涉及学术不端行为的举报直接被刊发于网络或报纸，正规机构的调查还未开始，铺天盖地的媒体调查以及舆论高压已经掀起。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曾公开指出，“在网上或媒体上公开未经查实的匿名指控，不利于维护正常学术气氛。”针对学术不端行为，应建立第三方调查机制，在未经查实前，检举者和被检举者双方的权益应该都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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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圈的“老事老办法”，也得看情况    随着王正敏院士被举报一案中更多细节内容的披露，比如部分论文重复发表，著作插图未注明出处等，学术界对于如何评价“历史遗留问题”，掀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毕竟，在王正敏之前，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等人都因著作或论文中的注释不符合现行的学术规范而遭到抄袭举报。
    “不难发现，大量学术腐败案和针对学术不端的举报都发生在最近10年里，其中不少举报都是针对知名学者和院士的。因为他们有名望，容易得到媒体关注。”按照历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许纪霖教授的看法，国内学术界的规范确实有一个从宽松到严谨、严格的过程，科研诚信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学术著作的引文、注释、参考文献的列举等方面，近10年，大学越来越强调这方面的学术规范。
    当一些学者因学术规范欠佳而受到举报，也应历史地看待。若发生在本世纪，那么应按照目前的学术规范受到惩处。但如果相关学术行为发生在上世纪，由于情况比较复杂，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
    一种观点认为，参照“老人老办法”，既然对于引注等学术规范在早先的中国学术界并没有特别的强调，那么对于历史问题就要历史地看待、给予包容。
    但一位沪上985高校的知名教授直言，参考公共政策执行时的“老人老办法”的说法沿用到学术界是不恰当的。“一个科研工作者，只要现在还在从事研究，就要守现在的规矩。”在他看来，与其称为“老人老办法”，毋宁称之为“老事老办法”更妥帖一点。
    还有一位任教于沪上名校的“长江学者”认为，即便是“老事老办法”，针对不同性质的学术举报，也需要具体事情具体看待。“上个世纪学术规范确实比较宽松，不太注重注释，但基本的学术规范是有的。比如不能抄袭，不能将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别说是老师，哪怕是自己父亲的都不可以——这是最基本的学术规矩。”在他看来，维护学术不端，打击学术腐败，中国学术界需要借鉴国外经验，净化学术环境，实施“高标准治理”。这位留德学者称，在德国一旦被发现学术造假等不端行为，不仅会面临纪律处分，更严重的还会受到法律制裁。在英国和法国，科研工作者一旦丧失学术诚信，几乎相当于“自绝于江湖”，不仅身败名裂，也难以申请科研项目经费，科研生涯宣告结束。
    由此谈及王正敏涉嫌学术行为不端案的处置，不少接受采访的学者表示，关注中科院的调查结果。“无论是院士改革还是狠抓学风建设，打击学术腐败，总体方向必定是有利于国家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科研氛围、环境的改善，而不是相反。”


    国产人工耳蜗部分专利一览
    ●多道程控人工耳蜗（实用新型专利）
    ●人工耳蜗电极极阵联测试装置（发明专利）
    ●人工耳蜗中电极环与铂铱丝激光焊接的方法（发明专利）
    ●人工耳蜗内植装置的封装模具（发明专利）
    ●一种基于微带滤波器的人工耳蜗（发明专利）
    ●一种人工耳蜗预弯电极极阵联（发明专利）
    ●人体植入电路的密封结构（实用新型专利）
    ●人工耳蜗植入体的密封结构（实用新型专利）
    ●人工耳蜗电极植入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人工耳蜗MAP无线调试装置（实用新型专利）
    ●人工耳蜗植入装置的固定件（实用新型专利）
    ●一种无线可充电式人工耳蜗（实用新型专利）
    ●人工耳蜗植入装置（外观设计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