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尔康人工耳蜗临床试验的朋友们（四）：徐会军：突然的失聪者

听听风者

幸福的徐会军一家

   狄金森说：假如我没有见过太阳，我也许会忍受黑暗。我说：假如我没有听过声音，我也许会忍受寂静。但事实上，我忍受不了，我渴望风声，渴望雨声，渴望每一丝虫鸣，渴望每一声呼喊。然而现实是：失聪的时候，即使上街为人擦皮鞋也没人要。
2002年秋天，19岁的我突患急性化脓性脑膜炎，高烧一个礼拜，昏迷不醒，好不容易挽回了性命，听力却再也无法挽回了。听力检查的结果为左耳110分贝，右耳120分贝。那时的我正是一个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少年，却在一夕之间跌落地狱。这种打击和挫折让我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点击观看徐会军开机六个月后的听力测试视频

   为了治病，父母带着我到处寻医问药，花了不少冤枉钱。2003年，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告诉我，植入人工耳蜗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但是二十多万的费用，对于我的家庭来说根本无力承担。父母也一直为此深深自责。安慰父母的同时，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为自己找到出路！
那时，家乡还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正是“车马信件都很慢”的年代。我写信给大学同学，请他帮我寻找有关人工耳蜗的信息。然而，当时为数不多的人工耳蜗优惠政策无一例外皆针对6岁以下儿童。又一条路堵死了。只是生活还是得继续。
由于听力完全丧失，与人沟通交流上的局限性，找工作难上加难。我不得不在水泥厂建筑工地搬砖卸货。原本的一腔热血硬生生变成了一潭死水。挥汗如雨时，我依旧没有忘记对人工耳蜗的渴望。

点击观看开机两周年后的徐会军自述视频

2010年2月2日，我在网上了解到了诺尔康人工耳蜗招募临床试验志愿者的信息。所有的基本条件，我都符合。我立即托朋友和医院取得联系，自己更是马不停蹄地赶去北京。农历正月十七，正是春运高峰。在挤得密不透风的车厢里，我看到了希望。
2010年3月30日，我在北京同仁医院由龚树生主任主刀植入了诺尔康人工耳蜗。4月27日，正式开机。每一个日期，我都能精准到日，对于我来说，这些日期都是我“重生”的日子。

龚树生教授

   时隔八年，我再次听到了声音，但根本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能分辨出听力师拍手的次数。我知道真正的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训练。之后，我去语训学校进行康复训练。每周上两次课，同时我还在打工维持生计。慢慢的，我去上课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这不意味着我放弃了语训。我将语训融入到了工作、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一秒、每一分都在语训，都在进步。

徐会军用毛笔书写“聆听让生活更美好”

徐老师教孩子们朗诵诗歌

   一直以来，听力的缺失制约着我的工作和家庭。如今，听力有了突破，且在日益进步，我一下子就挣脱了这个三角形无形的禁锢。2011年至2012年，我成为了一名特教老师，积淀自己灵魂的同时，也为孩子们尽一份力。2013年，我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也在这一年立志创业，开创另一片天地。靠着听力恢复的自信，靠着一技之长，我经营了一家修脚店，使自己在城市得以立足。也是在这一年，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并很快有了爱情的结晶。所有的好运似乎都随着听力的失而复得一股脑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庆幸，更感恩。
我的人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的改变都源于听力的重逢，感谢诺尔康人工耳蜗。

徐会军和女儿

我是一根小草

很好！

我是一根小草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