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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这是一个不为我们聋儿家长熟知的故事,梁小昆,周婷婷,邰丽华每个聋儿家长都能够朗朗上口,都能够讲上一通,但是杨洋这个名字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今天我摘抄了一段早期的报道,并且也是她人生中非常少的报道中的一段,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段故事,更希望大家知道近年来我们聋儿权益的每一步发展都与她在背后的工作息息相关。是因为有杨洋理事对我们的支持,才有可今天这么多的对聋儿救助的政策出来。为我们聋儿家长提出更高的康复目标奠定了政策资源基础。
原文:
本文主人公姓杨名洋,是位双耳失聪的聋人。如果我这样介绍的话,未必能引起你对她的重视——因为,聋哑人在我国有赫赫两千万(相当于西欧一些国家的全国人口)。
如果我告诉你,聋女杨洋通过艰难的摸索,终于能够从对方讲话时口型的变化,“看”懂对方话语的含义,并与对方流利地交谈时,你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
如果我再告诉你,还是这个杨洋,历经千辛万苦,完成了小学、中学、大学的学业,成为一名聋人女学士时,你不认为这是奇迹吗?
杨洋语录之一:“别人是为了生活而努力,我是为了生存而努力”
十聋九哑。但杨洋却成为我国两千万聋哑人这个庞大群体中的一个“特别”。
见到杨洋,我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汉语拼音有1000多个音节,这1000多个音节又派生出几千个汉语常用词的口型,要辨清这几千种口型实在是太难了,你怎么愣是‘看’懂这些口型的?”
杨洋笑了,她说:“如果不去努力,我至今还会像其他聋哑人一样,不能说话;我努力了,便大大提高了自己的生存质量,尽管这种努力让我吃尽了苦头。”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苦头呢?
1978年春天,5岁的杨洋因患感冒注射了几针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失聪。半年后,语言功能日渐退化,口齿不清,无法与人交谈。父亲黄荣和母亲杨大卫,背着她跑遍了杭州、上海、北京的一家家医院,结论几乎一致:药物性神经性耳聋,听觉传道已坏,声音没有振幅,世界上目前还没有治愈这种病的技术和药物。
再也听不到收音机里“小喇叭”广播,再也听不到爸爸妈妈的声音,小杨洋急得直哭。黄荣更是忧心如焚,他深深懂得双耳失聪对于女儿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不能让女儿一辈子靠“手语”生活。一个大胆的念头在黄荣的心中萌生——用汉语拼音教杨洋说话!
“b”、“p”、“m”、“f”,黄荣教得嗓子都哑了,可杨洋老是目瞪口呆地望着他,3个月没有一点进展。
初夏的一天,黄荣又一次给杨洋讲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为了形象易懂,这回黄荣做了一个猪八戒面具,又切了几片西瓜。之后,“猪八戒”“啊呜”咬了一口西瓜,杨洋乐了,拿起一片西瓜也“啊呜”咬了一口。黄荣眼睛一亮,又张大嘴巴“啊呜”叫了一声,杨洋看着父亲的口型也“啊呜”叫了一声。黄荣赶紧取来拼音字母“a”和“u”的卡片,教杨洋“a”和“u”的发音。黄荣像是听到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一下子兴奋地把女儿抱了起来。
经过几万次的发音练习,整整用了1年时间,杨洋学会了汉语拼音的21个声母和35个韵母。这还仅仅是第一步,她还必须学会拼音方法,学会把拼音变成汉字。为了实现上普通小学的愿望,杨洋又用1年多的时间,提前学了一年级的课程。
8岁时,父亲带她去报名。父女俩走了一所又一所小学,都被婉言谢绝了,理由是,这样的聋孩子应该进聋哑学校。幸运的是,武林桥小学的老师们被她强烈的求知欲感动了,最后收留了她。
小学的课程毕竟简单,即便听不见老师的讲解,回家后父亲还可以帮助补课。初中就不一样了,课程增多,内容加大,光靠父亲补课不行了。如何想办法弄清楚老师的讲课内容,成了最关键的问题。
上课时,杨洋尽管听不见老师的声音,但她的两眼却一眨不眨地盯视着老师。慢慢地,结合课文内容,再根据老师口型的细微变化,她似乎多多少少“看”懂了一些。当她把这个意外的收获跟父亲说时,父亲告诉她,根据人的口型变化来辨别说话内容,这叫唇读,国外还有专门的唇读专家。不过,我们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人才。杨洋兴奋地脱口而出:“我要争取当一名中国的唇读专家。”
汉语拼音有1334个音节,这1334个音节又派生出几千个常用词,几千个词就有几千个唇位。杨洋用了3年的时间,磨炼出了一套根据口型的大小、唇位的扁圆、频率的快慢来辨别发音的绝技。
有了这套绝技,她可以“看”懂老师的讲课内容,可以和同学们进行语言交流。唇读大大提高了杨洋的生活质量。
至于杨洋为掌握这套绝技所付出的心血,那是短短的篇幅所难以描述的。
黄荣曾经感慨地对我说:“残疾人从内心迸发出来的生命力,常人是无法估量的。”
[table=100%][/table] 杨洋语录之二:“阿基米德说过,给他一个支点,他能将地球撬起。我不想去撬地球,但请求社会能多给我们残疾人一些机会”?
初中毕业,面临考中专和考普高的选择。父母原想要她考中专,因为女儿的书读得实在太辛苦。可杨洋一门心思想考普高,她准备着将来上大学。父母最后把主动权交给了她。杨洋以566分、全校毕业生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了重点学校——杭州第十四中学。
能进入十四中学习的,几乎都是尖子生。那3年,杨洋学得更苦,她每天清晨6点钟起床,夜里12点睡觉,从来没有歇过一个星期天、节假日。英语课无法靠唇读理解老师的讲解内容,为了弄清楚那些难懂的语法、句式,她比别人多付出3倍、5倍的精力。
在一篇周记里,她这样写道:“读书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累了。在课堂上,我要比别人多花心思用于辨口型,在节奏上明显比别人慢了几拍。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最奢望的事就是盼着能睡一回懒觉……”
“杭州市三好生”、“市首届十佳中学生”、“浙江省文明中学生”……杨洋以自己的成绩和精神,赢得了一项项荣誉。
杨洋是在高考前夕、招生简章出来以后,才得知大学不招收双耳失聪学生的消息的。她一个人跑到西湖边悄悄哭了一场,觉得自己像唐僧上西天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还不够……
哭完了,她反倒安慰父母:“我决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我要参加高考,我要以自己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高考成绩出来了,杨洋考了533分,而当年浙江省的本科线是525分。
杨洋报的志愿是杭州大学数学系。录不录取这位聋学生,杭大也处于两难之中。
8月20日省教委、杭大通知杨洋上屏风山面试。头一回独自面对十几位大学老师,杨洋不免有些紧张,以至于一位老师问她“x平方等于4,x等于多少”时,她让老师重说了3遍,才辨清了口型,作了回答。
当得知多数的老师认为自己不适合上大学时,她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委屈和怨气,流着泪,大声地嚷道:“我要生存,我要上大学!为什么不给残疾人平等竞争的机会?”
杨洋不得不给中国残联主席邓朴方发出了求援信。邓朴方很快作了批示:“既然有一个杨洋克服阻碍冲出来了,就一定要为她提供享有健全人生活的全部条件,包括享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这就是基本的人权。”
几经挫折,1991年9月20日,杨洋终于跨进了杭州大学的大门。
数学系的孙林法老师告诉我:“当时,我们虽然收下了杨洋,但对她是否能够完成学业还存有顾虑,她毕竟是一个聋人,加上数学又是一门十分抽象的学科。刚开始,我们对她的要求不高,只要学习能够跟上,能保持个及格水平就行了。我们想给她一些特殊照顾,比如把她的座位往前安排,却被她谢绝了,她还要求老师们,像对普通的学生一样严格要求她。从大二开始,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全班的前茅。特别不简单的是,大二她居然一次就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你要知道,那是在放弃了20分听力分数的情况下,取得的好成绩。在全班的6个女生中,就数杨洋的性格最开朗。”
杨洋不放过任何一个属于自己的机会。
大二时,系分团委换届改选,杨洋跃跃欲试。父亲见她学习那么紧张,劝她少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杨洋却已经拿定了主意,她觉得参加团委工作,既是锻炼自己的机会,又可以为同学们服务。选举那天,她发表了一分钟的演讲:“……如果当选,我想跟你们健全的强者,坐在同一条船上,划向予社会予人类有所贡献的同一个目标!”
她如愿以偿,当选为分团委组织部副部长。
在校园里,杨洋是个受欢迎的人。她学习刻苦,兴趣广泛,广交朋友。1995年5月3日,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还被评为“浙江省十佳残疾青年”。似乎命运总要与杨洋作对,谁也不曾料想,这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面对毕业分配,又经受了一场风波。临毕业,杨洋提前向几十个对口单位寄去了《自荐书》。她在《自荐书》中写道:“我虽是个双耳失聪的女青年,但经过努力,已克服了生理障碍,能通过看口型进行语言交流……除了完成数学系本科学业,还系统自学了计算机的本科课程。我认为自己具有公关业务方面的能力,能够给予的是:我的热情、认真、勤奋与自信。如果您能录用我,我一定能为您的单位作出不逊于一般员工的贡献!”
然而,在两个多月的求职奔波中,没有一个单位表示愿意接收她。有的甚至用极不礼貌的口吻反问她:“你耳朵听不到声音,将来怎么接电话?”杨洋百思不得其解:残疾人在生命的起跑线上,比起健全人来已经吃了亏,为什么在前进的征途中,还要人为地给他们设立这么多的不公平规则?
“给杨洋一个机会!”新闻媒体及时向杨洋伸出了援助之手,并向全社会疾呼!
浙江国际展览公司向杨洋打开了就业的大门……
杨洋语录之三:“残疾人常有自卑感,很容易把自己同健全人隔离开来。他们对社会的最大渴望是能得到尊重”?
或许是因为自己有着健全的五官的缘故,我几乎从来没有想像过聋人的生存状态,比如不能欣赏绝伦美妙的音乐,听不到包括风声雨声鸟鸣声的任何声响,在一个无声的世界里生活,那会是怎样的一种感受?
杨洋告诉我:耳朵聋了意味着什么,小时候想得不多。长大了,有一种自卑感便莫名其妙地蔓延开来。考上高中,第一个月参加军训。练队列时,那位解放军班长喊的是带胶东口音的口令。我辨别不清他的口型,动作几乎都做错了,班长以为我故意捣乱。当时同学们还不知道我是个聋人,便哄堂大笑。我一扭身哭着跑回了家。父亲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从小就很倔强,摔倒了都不哭。父亲问我为什么哭,我说同学们笑我,看不起我,我没脸见人。父亲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女儿长大了,自尊心强了。那一夜,父亲同我谈了很多很多。他说,残疾这是客观存在,你要想别人不笑你,关键是看你自己。当人们发现你杨洋确实不简单时,不仅不会笑你,相反还会更加尊重你……
第二天清晨,杨洋又出现在操场上。她勇敢地告诉班长和同学们,自己是个聋人。她不需要大家的关照,只希望大家能给予理解。一刹那间,人们向她投过来一道道钦佩的目光。
杨洋觉得自己从此走出了笼罩在头顶的那片阴影……
“和杨洋在一块生活,你感觉不到她是个聋人,她的心理素质甚至比一些健全人还要好。”杨洋的亲人、老师、同学、同事,几乎都这么说。
上高中时,她想学骑自行车。母亲一听急了,“你耳朵不好,骑车上马路,多危险!”软磨硬缠,父母就是不松口。有一天放学后,她笑嘻嘻把同学的一辆车骑回了家,原来她利用课余时间,悄悄找同学帮助练会了。父亲无奈,只好为她买了自行车。
大学三年级时,一天从学校回家,她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学杭州话。”黄荣笑了:“得了吧,你普通话都讲得不是太流利,还学什么杭州话?”她说:“今天我去修自行车,那位师傅听我说的是普通话,以为我是外地人,多收了两块钱。看来在杭州生活,不会说杭州话真还不行。”说学就学,从此后她像学外语一样,一句一句地学起了杭州话来。
到浙江国际展览公司后,杨洋搞的是财会工作。短短几个月,她便通过考试,拿到了国家会计证书。按讲把自己本职的事干好就行了,可她不满足,她告诉总经理:“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可以为公司干些其他活儿,比如说搞公关……”
一个聋人主动要求去搞公关,这便是杨洋的性格。
那是个星期五,已经是下午4点多钟了,天又下着大雨。公司接到一笔广告业务,必须在下周一见报。杨洋主动请缨,二话没说,骑着自行车便往报社跑。《浙江日报》、《杭州日报》、《钱江晚报》广告部的工作人员被杨洋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们很快排出了小样,并安排了版面。临走前,杨洋还叮嘱了一句:“今后希望能加强联系,虽然不能通电话,但我们可以发传真。还有,我的呼机是中文汉显的,有事请呼我!”
残疾人极容易产生自卑感,往往自己把自己同健全人隔离开来。你们看不起我,我索性远离你们。
杨洋说:“残疾人除了身体残缺外,其他同健全人没有什么区别。社会对残疾人特别是聋哑人这个群体不了解,聋哑人对社会也不了解,双方之间要加强沟通。”
杨洋最喜欢美国电影《音乐之声》里那位老院长对玛丽亚说的一句话:“天主关上了门,却在别处打开了窗。”
残疾对于残疾人是不幸的,但任何一个残疾人通过勤奋努力,都能达到成功的彼岸。
杨洋为人们树起了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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