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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溥仪》一书记述了溥仪和李淑贤共同生活的日子，现摘编如下。
溥仪有一次与外宾谈话时情不自禁地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这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
溥仪当过皇帝，而我却是个普通护士，然而我们真诚相爱，无论是溥仪所在的全国政协，还是我所在的医院，人们都知道溥仪对我特别好。
说起来也不怕大家笑话，溥仪这个人好像离不开我似的。我每次上街，他有空就一定陪我，或把我送到公共汽车站，晚上下班，也常常会看到他已在车站上等着了。每逢轮到我值夜班，溥仪都会几次电话打来，或直接找到医院，无论如何总要到我所在的值班室待一会儿。有时拿件衣服、送把伞或买点儿吃的东西送来，往往要到赶末班车的时候才肯回家去。
我们恋爱的时候，溥仪每次见面总是穿一套笔挺的制服，分头也抹了发蜡，亮光光的，给我的印象似乎他很注意修饰、打扮。其实，这不过是遵照五妹夫老万的叮嘱，在搞对象的时候“装装相”而已。我和溥仪结婚后才发现，原来他这个人并不讲究穿衣戴帽，从不张罗添新衣，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总把发给自己的布票全部交还国家。婚后他仍是阻拦我给他买衣服，总说：“小妹啊，还是少给我买衣服，够穿就行了。”平时，溥仪连皮鞋也不穿，有一双随脚的布鞋他就满足了。
有人以为溥仪在宫中时，吃饭有御膳房伺候，每餐一百多样菜，当了公民以后也总比别人要讲究些吧？其实不然，他很随便，也很俭朴。结婚初期我家不起伙，溥仪和我都在本单位食堂吃。直到1963年6月搬到东观音寺以后，才逐渐添置一些锅碗瓢盆，每逢星期天自己动手在家里做。两人吃饭往往总要剩一点儿，溥仪不许扔掉，下顿总是抢着吃剩饭，还不让我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他说，粮食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一粒粒麦子积起来，实在不容易。
至于住的地方，溥仪一点儿也不挑剔，我们婚后就在溥仪的独身宿舍内临时安家，有一间卧室，一间客厅。有一次，我和溥仪一起到政协秘书处连以农处长家闲坐，连处长说：“你结婚了，现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习惯吧?”溥仪说：“我觉得还很不错嘛!”他讲，宫里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狭小；现在的房子虽小，却天地广阔，因为是两个世界呀!
赦后的溥仪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社会里，接触方方面面的人，人们怎样看待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样对待别人呢？在植物园的一年里，溥仪和俞德浚、田裕民、胡维鲁等领导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植物园职工中间，溥仪也交了许多朋友。刘宝安和刘宝善是与溥仪住在一间宿舍里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帮助当时还不大会生活的溥仪逐渐适应了新社会的要求。溥仪犯了痔疮或是得了感冒，他们悉心照料，端水取饭，无微不至。溥仪同样关心两位年轻人，比如天气突变的时候，他会想到把刘宝安和刘宝善晾晒在室外的被褥收进来。
前半生里的溥仪生活极不正常，每天从早晨6点到晚上12点，他随时都有可能用皇帝专用术语“传膳”下令开饭，害得服侍他的人叫苦连天。如今不同了，溥仪关心着他身边的劳动者。政协老工友赵华堂，在溥仪独身生活期间对他有不少照顾，两人之间建立起很深厚的感情。溥仪常带我去看望赵大爷、赵大妈，赵大爷病了，他就带着点心一次次地去探病，安慰二位老人。我们先后雇佣过几位保姆，溥仪待她们都非常好，谁家有困难尽力帮忙，改善生活的时候，溥仪总不忘记把已经离开我家的保姆再请回来聚一聚。一位姓杜的保姆，常为女儿缴学费犯愁，溥仪每次都替她缴上。还有一位曾在我家当过保姆的老太太，一次不慎跌倒，膝盖碰出了血，溥仪和我轮流去看护她，并送去钱和粮票。溥仪每次去就像在自己家里，往炕沿上一坐问冷问热。
由于溥仪的特殊身份，常有素不相识的路人认出了他或希望与他交往。对此，凡属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礼相待。有一次，溥仪在汽车上认识了一个人，两人交谈十分投机，并互相留了地址。后来，他上街偶然路过那人的家，就进屋坐了一会儿。回来后和我讲，那位同志很钻研，养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学实验。溥仪还对我说：“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许多长处，是我学也很难学到手的，确实是劳动者最聪明。”
很多国际友人来到中国，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现在是什么样子，完全不相信当年威风凛凛的皇帝能够变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党北海道议会议员阿部文男在北京见到溥仪时问他：“您过去身为皇帝，在生活上总有许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样了，您感到不方便吗？”溥仪回答说，他过去当皇帝都是受制于人，并不自在，虽是北京生人，却连北京什么模样也不知道。在后半生的公民生活里才有了真正的自由，有了真正的幸福。溥仪的工作和生活，以一种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许多客人被他的谈话所感动。一位日本朋友回国后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间奇迹》，叙述了访问溥仪的经过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国记者听了溥仪谈话后对他说：“你现在是真正获得了自己的人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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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8-11 12:38
